黄永玉:要做拉满弓的画家
作者:汪子琳   转自:现代教育报/2002年/04月/ 26日/第B02版/才俊 类别:访谈  发布时间:2007-07-29  点击率:

黄永玉:要做拉满弓的画家

本报记者 汪子琳

不管你熟不熟悉黄永玉,但相信你对于拙朴可爱的“酒鬼”酒瓶和价值不菲的“猴票”绝不陌生,这两样东西都出自黄永玉的手笔。以绘画享誊世界的黄永玉在诗、书、木刻各方面也颇有造诣。这位78岁的老人倔拗自傲、幽默风趣、个性十足,同时他又保有一颗未泯的童心。
黄永玉, 1924年7月9日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十六岁开始以绘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自学美术、文学,为一代“鬼才”,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其人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出版老祖宗多种画册,还有《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画过毛主席纪念堂山水画、《阿诗玛》和生肖邮票《猴》等。在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和中国内地、香港开过画展,其美术成就曾获意大利总司令奖。在海内外享誊甚高。

人生
那个学校很坏,不去了
我小时是出了名的“黄逃学”。其实,最初我是一个有教养的孩子,因为生活还好,有保姆管着、照顾着。自从念了一个很凶的小学,非常可怕的小学,地狱一样。有个教员爱打人,数学题目错一个字,这个字多少笔,比方说十一笔,就打十一下,太可怕了。不光打手板,生起气起来还打屁股,打屁股把裤子脱下来按住,然后有女同学那太可怕了。有一个同学也经常挨打,他就告诉我,可以逃学,我就逃学。有次逃了半个月,住在苗老汉的家里。家里人找不着,到池塘去捞,到井里头,到河里头去找,吓坏了。半个月后我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在门口的院子里头不敢回去,我有一个弟弟那时候我们说他是“特务”,看见我,马上就进去了。我想他报告我父亲去了,一定去了。果然,父亲出来了,我想,你一出来,你一追我就跑。他叫我来,说:“你来”,我不来,我想:你门两边可能躲了人,我一进去就把我擒住了。看看不像,“来吧”父亲仍说,就跟他进去,心想,你一弄我就跑。给我饭,我想,你下毒药,你下毒药我也不怕。反正就是吃饭。吃了饭还给我切蛋糕,给我糖吃,吃完了喝杯水,我说:“那个学校很坏,不去了。你为什么还要我去,让我去挨打呢?”然后就大哭,然后就胜利了。

同书为伍,就不寂寞就有勇气了
但我从小到现在没有断过书,这个是很要紧的,大概最大的老师、最大的娱乐、最大的粮食恐怕都是书。书也是控制自己的工具,从小不让他做坏事,行为、道德啊或者什么有一定规范性。书本越来越告诉你独立生活的那些本能,书本又让你不寂寞不孤独,孤独了也感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这一辈子大概主要的是跟书在一起,没有钱买书,我就借书,每到一个地方就到图书馆去借书,跟朋友、跟老师、跟一些前辈借书。我读书也没有一个正经的读法,要是真认真地去读的话,那就变成一个学问家了,或者是弄文学、弄历史弄这个弄那个,变成了一个大专家了。我的这个读直接地说只是为了一种兴趣,而间接地得到了好多好书,又培养了我教育了我。日本人打来逃难的时候,在南方,日本人在后而追,我们在前而跑,真是听着枪声、炮声地这么紧张地跑,也没有钱,也不会丢掉什么东西,什么衣服这些东西都很少很少,就是背着书跑。所以我也有这个想法,我同年轻人也这么讲,就是说,任何人同书为伍,就不寂寞就有勇气了。所以我看书一般是对待朋友一样,没有把它当作很神圣的东西,书是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帮助我们学好的。就是说为什么没变坏,变成社会流氓、渣子等,就是书,因为一个人没有受过好的正式的教育。

我打疯打狂了,老师就把我举起来
我念过中学。我是在福建,我的一个亲戚带我去的,在福建有一个很好的学校,就是集美学校。念到一年级,留级留了五次。为什么呢?因为根本不看这种书,我就在图书馆里看书,我国文、自然科学还可以,数理化不行,但我一点不惭愧也不感到自卑。那个图书馆很大,我在图书馆看的书像老师说的,黄某人在图书馆看的书比我们看的还多,说黄某人念初中好像念大学,最后是打架离开的,还不是别的。因为一件小事情,小孩子的事情,那时候很穷,要考试了,晚上开夜车,没有钱买蜡烛。在大饭厅里面,同学们都在开夜车,拿讲义夹子挡住光,免得风吹过来。我有什么夜车好开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很注意这东西,但由于无聊也学人家这样,也拿着书去,坐到人家那里,人家就讨厌,人家要一个人看,为什么你坐到旁边?所以就拿夹子挡住我,我就坐到这边,他又拿夹子把这边挡住,我就把他讲义夹子扔了,现在讲起来是乱来,人家的东西怎么可以扔呢?他比我大,他就埋着头打我,我就用瑞士买的小刀,给他头上几下,把他打流血了,打流血了他们就报告童子军的教练。这教练是个很高大的老师,因我打疯打狂了,老师就把我举起来。

我知道这个事坏了,我又离开了
第二天我自己去找教育主任,我说我把某某人打啦,他也不问,你为什么打,他为什么这样,都没有讲,他就感觉这事很不好。我们学校处分是三个大过就开除,一个大过里面有三个小过(最讨厌,像开车子警察扣你分样),一个大过三个小过,三个大过就是九个小过。那么我就因为这样的事件,两个大过两个小过,还剩下一个啦,要留校察看,我就想,什么留校察看,走了吧。这个也没什么道理,人家的地方,人家不让你看,你怎么可以同人家打架呢?离开学校后,我去了德化,也是念不要钱的学校,管饭,你毕业了后,就由那个地方将你分配到乡下教书去。到那又碰到一件事,别人打教官,我站在旁边,别人以为我参加了,其实我没有参加,我知道这个事坏了,我又离开了,就到德化瓷器厂做小工,做了一两年,然后就到战地服务团,我以为是去打仗,到战地服务,原来不是,是个剧团,就在那里头生活了三年。

第一次自己跟自己很威风
初中时也参加了些进步活动,木刻协会。为什么画画成为我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在1938年,我参加了全国的木刻的活动,交了八毛钱,交了之后就算是中国木刻家协会里面的一分子了。便刻木刻投稿,投在了一个杂志里面,后来给了我钱,三块钱还是五块钱,我忘了,那个时候三块、五块很多。我就拉了一些同学,我说:“真有钱吗?”这么一张汇票,到邮局去拿,我把他们带去壮胆,我说:“别跑,你们在门口等,有什么事要跑,我们一起跑。”结果在门口等,我进去。结果真给了钱了。我拿着钱都发抖了,五块钱,太多了。走出来就请他们吃一顿生蚝煮的粥。一个人吃了一碗,还剩下好多钱。买袜子,买鞋,买什么……第一次自己跟自己很威风。但是在学校还不行,在学校是一个留级生,还是不行。教员在背后就说:“怪,黄永玉这个人真怪,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有点问题?”

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
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我的邻居,拐一个胡同那个邻居叫做许麟卢,是个画家,我端一杯茶,穿一双拖鞋就到他家去了。到他那儿,正好,他说:“宋文治有本册页在这里,你帮他画张画吧。”我说:画什么样的?”他说:“随便画什么。”我说:“随便画怎么来得及呢?”他说:“画个猫头鹰算了。”我就画了一个猫头鹰,打个大圈,画两个小圈,对吧。再加一个嘴巴,两个眉毛。结果他又拿到别人那儿去,那个人就是讨好江青等人的,借这个机会就提供了。因江青他们为了政治需要,把我这张画作为我的罪状,放在北京饭店的工作里头,目的是攻击周恩来总理的。那个时候我正在给北京饭店找设计,在旅行、写生。到了重庆,快过年了,除夕了,听人说:“北京不得了,北京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就大事情了。”我说:“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我还不知道是自己的事,大祸临头了,我去看摔跤,看摔跤我还大叫大喊,回来才知道原来就是我,有人说:“你还这样,我亲眼看见你在那边叫,那么喊”,那只好认了。他们嚷:“打倒黄永玉”,打倒什么的时候,他们忙,忙得不得了。“我来念黄永玉之罪状”,然后第二个人又来念,然后就问我一句:“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我的情不多,他们费劲,两个钟头以后,三个钟头以后,就没有事了。就是在我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说我是“反革命”什么这个那个,一个花农,栽花的,他跟我送花说:“别难过了,看花吧”。送很好的花,比方在高架子上摆一个吊兰,一支绿菊花什么什么,一直到底的,春夏秋冬,一个自行车装五、六盆花来。我说:“你别来了,我是反革命要影响你。”他说:“不怕的,我三代是贫农,都是栽花的,谁要是说我,我就揍谁,我不怕他的。”就这么一个人,给予了我很多。

我感觉今天真是很自由的
现在应该高兴的是,是真实,孩子们青年们的思想活跃了,不像以前文革或者更早一点的时候,我里头脑子里想什么?他都要管,对不对?明明知道管不了的还要去管,那这样人还有什么作为?人在不同的思想活跃的情况之下,才能得到发展创造新的事物。如果说我们这里有很多爱迪生,发明了两三千一样的东西,那有什么意思。这是思想不能活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愿让年轻人看新鲜东西,这就麻烦了,怕你受美帝特务英帝特务影响,怕你变质怕你变成修正主义等。我感觉今天真是很自由的。但有意思的是,也没有人说老头子不好,也没有人说毛泽东如何如何坏,害得我们以前怎么怎么,也不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实际上老早把他一脚踢开了。这么样的一个人,你想来看,全国去打麻雀,这算什么事?而且真弄得麻雀飞着就掉了来了。有一个小杂志要我题几句话,我感觉他们很好意,我就用毛笔写几个字送给他们,那么也谈谈别的事情,我说有人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最没知识,我不晓得说这句话的人是自谦,还是说别人,如果是他自谦的话,我倒是觉得他很有自知之明,如果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没有知识,我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到今天还有知识分子真认为没有知识的话,你这杂志也不要办了。这就是说人有权力但是本身没有头脑这种人,往往耽误事,耽误时间,幸好我们到老还碰到这么好的盛世。那个时代说女孩子是没有穿花衣服的时代,都是蓝布大褂,爹妈爷爷奶奶全是蓝色,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偷偷地说:“天安门检阅全是蓝布衣服,叫蓝色的多恼河(恼是烦恼的恼)!”

观点画画的,是单干户
记者:汪子琳
:黄永玉

: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和研究过中国现代美术史,但您20多岁就受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您的成功靠的是什么?如何看待学院派画家?
: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并不证明他日后就不能成就一番事业,需要的是有没有“生活”。小时候,太祖母对我说,我们家祖祖辈辈没田地,但我们有一小块田——“砚田”,即砚台。砚台是磨墨写字的,我们家是专靠作文为生。我父母亲那时都在凤凰教书,对音乐与美术有着独到的修养。当时祖父在北京帮熊希龄做事,父亲也就经常来往于沈阳、哈尔滨、张家口、上海、广州等地。这在那时的凤凰山区可是了不得的事情。一旦远游回家,一大群弟妹、表兄妹,便天天围着父亲摆龙门阵。12岁那年的儿童节,父亲给我的礼物便是一本《漫画小事典》,他这种风格与嗜好严重影响了我日后的绘画。艺术学院出来的人,满脑子绘画理论,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丰富的想象力和大胆的艺术构思被束缚了,难以突破。艺术需要悟性,这无论如何是学校不可以教得出来的。

:您最崇敬的艺术家是谁?
:从文表叔(即沈从文),从文表叔的为文与为人可称得上我的活典范。你知道,他是完全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记得第一次见他,是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进行一场简直像真的厮杀的游戏,忽然一个孩子告诉我,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这个人和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轻言细语地说着话,回头看见了我。“这是老大吗?”那个人问。“是呀!”祖母说:“底下还有四个咧!真是旺丁不旺财啊!’,“喂,”我问,“你是北京来的吗?”“怎么那样口气?叫二表叔!”祖母说,“是你的从文表叔!”我笑了,在他周围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长衫。“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他点点头。“那好!”我说完马上冲出门去,继续我的战斗。许多年过去了,我在香港,在那里欢庆祖国的解放。从文表叔是第一个要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人。不久,我回北京,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意赶着刻一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了,不好看。为这幅插图,表叔特地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了我一顿:“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30岁了。没有想象,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我走了……我真感觉羞耻,几十年好像昨天说的一样,我总是提心吊胆想到这话。有一年我在森林,我把森林的生活告诉他,不久就收到他一封毛笔蝇头行草的长信,他给我三点自己的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这几十年来,我都尝试着这么做。

:目前的美术思潮走向您怎么看?
:美术界像文学界,像其它经济生活也好,社会发展也好,它一定在不断地变化,肯定会出现很多年轻人,会有很多杰出的年轻画家,有可能开始很幼稚,但慢慢就成熟了。目前有很多画家画得很好的,我也记不清他们名字,有时杂志社给我寄来很多杂志给我看,我看到很多也是很精彩的,精彩的画而不是一种,有很多很多种。有一种是即兴;有一种是很严肃的作品;有的很认真,一点一点,画半年才能画得了;另外一种是天分才情特别高的;也有不幸到极点的,天分才情很高,但很年轻就死了。我都不认得他,看到他的作品,我说我要找找这个画家,说这个画家己经死了,真是太可惜了!他名字叫李凡还是什么?郑州河南省的,画毛笔画黑白画,几十米一百米,才四十多岁,还不是专业,是杂志社编辑,身体不好,又很穷,死在自己画画的那个地方,这个是一个伟大的画家,我都不认识他,哎呀(很遗憾惋惜地慨叹)!看到他的作品,我非常拜倒,像这样年轻,又没有人过什么正式学校,这么权威化,画得这么严谨,这么有气势。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学生,人品也挺好,是个女的,姓周,也是去世了,作品也好,为人也好,很正派的一个人。我不管他哪一个占主流?根本不关心这个事,不去管这个事?只要画得好的我就注意。画画的是单干户,是个和尚,独门独户的和尚,自己去化缘,自己去跋涉,自己去取经。千千万万的和尚去取经,有的取到了,有的没取到,有的变花和尚跑掉了,有的饿死了,有的被老虎吃了,各种各样,最后剩下没有几个和尚。这历程同别的一样,政治上、经济上完全一样,尤其是画家,画家不能靠集体创作活下来,有时也可能来个集体创作,他总不能一生叫做集体创作画家,不可以。要靠自己奋斗,克服困难,对克服困难发生兴趣,画画成为一种不可分的劳动,就像踢足球一样的,你说踢足球这么累,你为什么喜欢踢足球啊?踢足球是踢完了累,踢的过程是很快乐的。画画也是这样,画时谁去想到累不累的问题,不光是累,还有穷,还有饿,他也在画,那么诗人一样。以前有人就问我,你为什么要到木刻呢?木刻这么辛苦,你会画画,画画不是更好吗?我说,我就喜欢,当时年轻,身体好,力气足,我就要刻木刻。老啦,就画画刻不动木刻了。

:您认为一幅画好,怎样评判?您认为又应该以什么心态去创作?
:好的标准,就是射箭的时候,拉满弓,不要随便拉一下就射出去。那么每一个人都拉满弓,有的人拉满弓,画得并不好,我常常对自己是这样想的,我可是拉满弓了,等过几天看看,哎呀,不行,但拉满弓的作品往往是鼓励自己的最积极的一种东西。你弓都不拉满射出去,那你一辈子都不拉满射出去,那这是不拉满弓的画家。拉满弓射出去的画家反正拉到老都是认真的话,总会有一点好的报应吧。所以很难说我替天行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我是要怎么怎么,不存在这个问题也不要去想,我没有想过要带领一队队伍,梁山泊样的画画队伍,或者是要同谁去战斗或者要征服哪一个画派,或者要创造哪一个画派。因书本告诉我,这是很庸俗。就是以一个很正常人的心态,你的工作你要完成,完成后继续工作。你要管这种事情,很浪费力气浪费感情,还要招兵买马,要花很多力气,还要花钱,创立一个什么像以前帮会一样的,这不是画家的任务。你若对历史不满意,你组织了这样一帮人,那就是革命家了,我既不是政治的革命家,也不是美术的革命家。在当年只希望那些强人别想到我,现在呢,我也不怕,我也不会做强人去欺负别人。画家要像古人所讲的,要守诚,要忠于本份,本份就是在画画里面得到快乐,那种快乐像母鸡生鸡蛋这样的快乐,生下来会大叫,咱们的区别是不叫,像母亲生的孩子一样。这就是讲,没有什么使命感,好好地工作,对人诚恳些,那么人家对你不诚恳,原谅一些,只能是这样,你还能怎么样呢?也不能像你年轻时候样子,动不动就用拳头解决问题。

:在您的绘画中,有很多荷花并且您画的荷花,没有给人一种非常清高、出世的感觉,而是很绚丽、很灿烂或很健壮、很温暖的,因为什么?
:没有什么,主要是我小时候到外婆家去,外婆那个城门外就是一个荷塘,我出了什么事了,调皮了,外婆要找我算帐的时候,我就把一个洗澡盆,洗澡盆不是有这么高吗?挺大,就滚滚滚,滚到荷塘,就到里头去躲着。小时候个儿不高,看着荷花像房顶那么高,你呆久了,呆两、三个钟头之后,青蛙水蛇什么都过来了,因为你不动。你就能够仔细地看到它了,于是你就发现荷花底下的那种变化,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一根一根这么清清爽爽,有很多的苔、草,那种光的反映、色彩的关系,丰富多了。我开始画荷花,我所想到的就是当年外婆家池塘里头给我的那种感觉。

闲聊记者:汪子琳
黄:黄永玉
:除了美术,您还有什么爱好?
:别的爱好?幸好发明了电视,看看电视,我自己也弄弄乐器。哎呀,我那个乐器多啦,都不是高明的。中国有箫、有笛,外国的有吉它、钢琴、小号,还有日本的一种箫。高兴的时候弄弄,没有章篇的,完全是业余爱好。我也不爱吃,什么跟人家喝酒出去,吃好东西,也不是说好东西不吃,人家请吃饭,跟着朋友有什么我也吃,但基本上自己不主动地去找好东西吃,就是家乡的豆豉、辣椒啊这类,很简单,没有吃大高级的东西,这种方式是正常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了,对不对(黄老孩童般大乐)?不是吃的尖端东西。哎,生活就是这样(黄老声音突然有低沉地慨叹)!

:您经常回故乡看看吗?
:不经常,但并不等于我不爱故乡。我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我的血是0型,谁拿去,它对谁都合适。我的心,只有我的心,亲爱的故乡,它是你的!”我1937年从凤凰老家走出,经历了一个8年抗战、一个解放战争,从12岁的孩子变成了70多岁的老人。这其中的人生故事就如我的绘画艺术,有色彩,有伤痛,有忧郁,它们穿过时间的隧道,留下了生命长河中永远的悲苦与欢乐。虽然长期客居异乡,但我热爱着凤凰家乡的山山水水,那里的清水河,河底的鹅卵石,河边的吊脚楼,打铁铺的屠夫,大桥边的岩鹰,文昌阁的校舍,乡里的“春”……一切都时常在我脑海中萦绕,伴随我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故乡的情结,犹如泡一杯家屋山背后摘下的土茶般惬意。

:您现在每一天日程怎样安排?
:我每一天都不闲着,日程简单,非常简单。吃完早饭就工作,中饭吃完休息一下,那一下也不一定就是一下,有时坐下来看电视躺下来看影碟。影碟呢,基木上就看不着了,因一躺下就睡着了,影碟在不停地演,演到醒过来影碟也没有了。所以那一段基本上是没有看的。刚才我等你们(黄老并没想到我是单枪匹马地来参访他这位高人)来,我就在房子里看影碟,看到醒过来,就等于没看。有时候就不睡觉,接着工作。到晚上六、七点,看电视看新闻又看看影碟,天天这样。那么朋友熟人来访问来玩或者人办一些什么事,我也不会出去,我也不会喝酒,跳舞也不会,我也不喜欢这些事。

:您现在身体挺好的吧?
:谈不上,最大的缺点最大的毛病就是老,已经老了,对吧!老啦就没的说,就努力工作,时间不够,努力地去做。
采访后记:从高楼林立、人潮汹涌的市中心,倏然来到京郊占地六亩、传统建筑风格、原木本色的“万荷堂”前,时光如水倒流……而叩开贴着对联的门扉,绿的树,红的花,朴拙的门房,欢蹦乱跳的小狗,一声比一声高的鸟鸣,不由得我不相信:这就是——真真切切的世外桃源!
门房将我引到后院厅堂,只见头顶黑毡帽,身着蓝白相间毛衣,嘴里衔着烟斗的黄老,正斜靠在宽大的木椅上。他身子的左侧(厅堂的正中)则是一幅很大的荷花图:浅黄色底、墨绿色茎、粉蓝色叶、鲜红色花。我问了声好,坐下,准备采访。黄老却问:“好找吗?车停好了吧!”虽然我把他说的住址听错,打了两次车才十万火急赶来,我仍一连声点头:“嗯,嗯……访谈中,黄老不乏机趣幽默又个性十足,常引得我放声大笑或怔怔地望着他。
黄老似乎挺愿意拍照,在厅堂拍了些后,在画室中西结合的壁炉前,我茫然地问他:“站着,还是坐着?”他说:“你看呢?”我煞有介事地想了会道:“坐着吧!”他便坐下,很认真地摆出姿势。而到了还没有一茎荷花露出的荷塘,原本手拿鞭子背靠门栓看管两只高大爱犬的他,见我拍了亭台楼阁后,便走到荷塘旁的栏杆上坐下,张开双臂低声召唤爱犬到他身边来,不用说,我就知他意愿,便调准镜头“啪、啪、啪”一气拍了好几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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