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列仙酒牌”——一个不喝酒的人对酒的看法
作者:黄永玉   类别:  发布时间:2008-06-29  点击率:
酒是人类第二大快乐。它与人类共存亡。只要一天有人便一天有酒。
  它用不着提倡,也不怕人禁止,禁止的人往往自己偷偷喝酒。
  酒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它无孔不入。忧愁要它,欢乐也要它;孤独要它,群体也要它;天气好了要它,风霜雨雪也要它;爱情要它,失恋也要它;诞生要它,死亡也要它;恶人要它,善人也要它;当官的要它,百姓更离不开它;有文化的要它,大老粗也爱它。
  喝不喝酒是人和野兽最大的区别。老虎就不喝酒。不过酒量有个临界线,喝多了会变野兽。
  我和大多数人都不喝酒,我们欣赏喝酒,与喝酒的人为友,我们这帮人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二点四,是不喝酒的拥酒派,算不得是野兽派。
  酒是谁发明的?
  世界这么大,古时候没有轮船、飞机,没有互相传授和交流的机会,凭甚么全世界的老祖宗都有酒喝?
  古希腊、古罗马、非洲、阿拉伯、印度、古埃及和我们中国,文献上动不动总跟酒有关,酒壶发掘出来漂亮得惊人,十分十分讲究。
  大多数的发明我都想得通,原始挡雨的芭蕉叶到今天的塑料雨衣;大蒲扇、团扇、折扇到今天的电风扇、冷气空调之类;草药、丸药到打针……一切都顺理成章,自自然然,也找得到脉络,唯独酒的发明者是个无头案。当然我也不会傻到相信神农氏、有巢氏、燧人氏,真有那么一个人。
  酒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偶然”的“必然”。
  老祖宗穴居或懂得制陶之后的某个时间,他们收集储存在洞穴或陶罐里的果实或粮食不小心漏进了雨水和山泉水,果实或粮食发了酵,久而久之透出迷人的香气。好奇的某位祖宗战战兢兢用手指头沾了一点送进嘴里,说时迟那时快,这一指头下去,点出了个新世界。
  也有传说猴子们是“始作俑者”,先发现酒的。它们喝了掉落在石凹里的果子经雨露天然发酵酿成的酒,结果变成一群疯疯癫癫的猴子引起人的注意。尝试、和如法炮制的想象力,最后,连醉猴带酒一齐吃进肚去。
  这种亲密关系真有“书画同源”的意思。那时候的人其实跟猴子也差不到哪里去。
  试想,世界上没有酒,那算什么世界?
  酒和语言一样是没有阶级的。统治阶级利用它装扮制度层次;老百姓却只管自顾自地喝他的土酒,各自为王,两不相干。既有皇上的酒池肉林,也有景阳冈上三碗不过冈的老百姓酒店。皇上的仪式花样百出,订出的规矩埋伏着杀头的暗影,层次令人生畏。酒具讲究得无以复加,大到金鱼缸那么大,小到鸡蛋壳那么小,都有精确法定称号,名称繁复难念(为某件酒器刚查完字典,一合上书,马上忘得精光)。如“角”、“觞”、“觚”、“爵”、“散”、“觯”、“觥”、“牺尊”、“象尊”……既对不上用法,更吻不合制度,难为当年那些老迈的大臣被这些规矩弄得战战兢兢,情状着实堪悯。
  不光是酒器制度,还有酒宴制度。多少岁哪里坐,多少岁站哪里?六十的有三盘下酒菜,七十的有四盘,八十的有五盘,九十的六盘……这些无聊麻烦的排场都在《礼记》的《乡饮酒》篇可以看到。《礼记》是皇帝爷宝座稳与不稳的根据和标尺。不讲礼就是可以乱来,乱来可以拿礼这东西约束他。要坐稳官位,哪个惹得起?酒于是就起了为统治者帮忙的作用。
  宫廷庙堂的饮宴弄得人眼花缭乱,市井的冶游却搞得十分之鲜活自由;弄到后来连做皇帝、当官的都免不了口流馋涎的羡慕起来,甚至换了便装去喝了一番闲酒,学老百姓和士人的样子求得精神上的解放和自由。取得一种新的舒展方式。
  六千年前甲骨文上就有了“酒”字;
  陶器也有了“酒”字;
  以后的“大盂鼎”、“毛公鼎”、“乙亥方鼎”、“齐侯鼎”上连着一串串“酒”字的出现。
  说的是帝王的“酒文化”痕迹。文人们也不断地用酒表示态度。有的是装疯卖傻引人注意;有的是借酒讽喻时事;有的简直就是一副没出息的“喝酒专业户”,从而引伸出一种政治性质。
  公元六世纪那个编“文选”(《昭明文选》)的梁太子萧统,在为《陶渊明集序》里也道出了这点意思:“……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志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渊明这人,诗文绝唱,论当个大官怕是不行。成天喝酒,很容易在政治上犯错误的。退休转业人员心中常存忿忿,怀才不遇朝天骂娘,这类朋友我成箩成筐,像陶先生唠骚发得这么雅,这么深,真是我辈退休哥儿们学习的好榜样。
  说酒人志不在酒的还有个欧阳修,其实是怕人称作酒鬼而已,他那句人人叫得口滑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在酒醒时期做的文章,如果真醉得一塌糊涂,哪里还有甚么“意”不“意”的念头?此公原本就是颇能玩政治的人物,做篇不太相干的小文章,原是可以的。……
  《红楼梦》大观园看门的“骂街大王”焦大,敝友黄裳兄称他为大观园里的屈原,真是活灵活现。
  论酒,论酒性情,论酒人,论得通体透明,还有袁中道的那篇《饮酒说》。文中立体地谈到酒和人的关系,酒人和酒人的关系,不少幽默自己的地方。把酒描写得既可爱,又可恨,又堪怜。人酒合一,又一分为二。说情翱翔,翻飞曲折,是一篇有酒写不出,无酒更写不出的短妙文。不像李白一写到酒,几十岁的人忽然天真烂漫起来,令人难受。
  最让我弄不明白的是敝楚的先贤屈原,就他的身世、际遇、文采、脾气,应该像是很能弄两杯的人,不然,他不到不得已很少提到“酒”。通观巨作二十九篇: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渔父》《大招》,皇皇万言只有勉强的三处提到“酒”字。这对于我们打算引经据典抬出屈原夫子为发展湘西“酒文化”找个牢实的后台希望渺茫。
  屈原先生两千三百年前到我们湘西“旅游”,虽然当时没有旅游局,古老类似“接待处”的公关是会有的。“三间大夫”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副总理,(郭沫若曾做过副总理,人问他,三闾大夫是个甚么级别时,他说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后来又补充一句:“副总理这个官并不区区也”)小地方来了个大诗人兼大官的人物,一定照顾得很合乎“规格”,事实如此。
  《离骚》《天问》《九歌》如不在湘西,没有好的导游,好的款待,好的山水、树林,怎么写得出?你看!老爷子高兴,一住就是九年多。一个老文艺工作者如此深入生活:“不想爹、不想娘、不想屋里俏婆娘”,用今天的“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标准衡量,少不了也是文联主席台上的人物。湘、资、沅、澧,四水走遍,傩愿祭祀演礼看透,灵山秀水,烟霞春谷,每每无不回荡肺腑。薜荔、女萝、石兰、杜蘅以及“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石磊兮葛蔓”,这都是我们湘西特点景致。有心人若沿凤凰城北门河西上,直至两义河、后洞、麻冲、田冲、豹子洞一带感染一番,必认为自己原来就是写《山鬼》的屈原。
  外地朋友神往屈原《山鬼》中所铺叙的植物花草,本地人看来却是十分平常,无须如此喧哗。
  论酒,屈赋中,《东皇太乙》里有“……瑶席兮玉王真,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的“桂酒”和“椒浆”。桂花可以泡酒,市面上也有称名“桂花酒”的可买。真的桂花泡的酒不耐久藏,很容易变馊。馊后香味也就失去,没有意思了。我看,可能是“肉桂”的“桂”,这酒在意大利和德国及南欧一般都能喝到,有时也能吃到香馥带辣味的肉桂糕点,菜肴中也少不了肉桂做料。至于“椒”应不是花椒和辣椒的“椒”。“肉桂籽”这东西,湖南人嚼“槟榔”时会明白,夹在槟榔里状如“花椒”粒,带甜辣味的“肉桂籽”。老一辈称其为“椒子”的,怕就是屈先生所说的“椒浆”所浸泡的饮料?至于像一般解释为“花椒”泡的酒或“辣椒”泡的酒,那除特殊癖性爱好,麻、辣、烫的川湘大爷之外,恐怕很难端上筵席。有没有可能简直就是辣椒“酱”?但跟上头“桂酒”混不到一块;总不会喝一口桂酒再来一筷子辣椒酱的。
  《大招》里的“四酎并孰,不涩嗌只。清香冻歆,不歠役只。吴醴白蘖,和楚沥只。”这只是对酒性的介绍和分析。说给要“招”的“魂”听,其实自己并不热衷。看起来屈老前辈对酒的态度颇为客观冷静;至于酒量,顶多跟我的水平差不多。
  《渔父》中论到酒,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个“独醒”是什么意思呢?跟大伙儿痛饮因为自己量大而不醉仍然清醒呢?还是自己根本就滴酒不沾而那么直昂昂地醒着?
  总而言之,屈老夫子不是个贪杯弄壶的酒人,皇皇二十九篇华章中少见酒气,是个事实。
  屈原夫子到过湘西,是我们湘西人的光荣,湘西山川灵秀触发了夫子的灵感,写出《离骚》《东皇太乙》《山鬼》……是我们湘西人的骄傲。
  说到放逐,对屈原好像比较优待,自由自在,真有点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的意思。
  “流放”,俄罗斯沙皇时代似乎用得多,有点头脑有点名气的文学家、诗人不少人都尝过俄罗斯画家列维坦所作的“弗拉基米尔路”上西伯利亚的味道,包括列宁、斯大林这些政治活动家。看记载好像也是比较自由,活着回来的希望很大,期间还可以写小说,写诗,搞些串连活动,时空也不显得那么局促。当时监理人员都蠢,思路不宽,看不到“阶级敌人磨刀霍霍”的苗头。
  到了斯大林,局面就灿烂多了。“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轮到他老人家玩兴起时,会连头带皮都给你剃刮下来的。规模和深度,远不是沙皇那么孤陋了。
  “流放”得有点意思的是三百年前吴季子宁古塔故事。吴季子因为不满考试行贿复考而交白卷流放黑龙江宁古塔二十三年。苦虽苦,绝望归绝望,居然那里“流放”单位的领导会是个文艺“追星族”,不单请季子先生做他儿子的家庭教师,还任他在那里出诗集,一个月和同案犯三次雅集,饮酒吟诗……在京城的朋友也远远地跟他唱合。……纳兰性德家宴时,吴季子的好友顾贞观在座,明知顾不胜酒,却说:“你把这盅酒干了,我帮你求家父把吴季子弄回来,顾贞观跪饮了这杯酒。”吴季子绝塞生还时,顾贞观已去世,吴季子在纳兰容若府上,每见到那块顾贞观下跪处的牌子,都恸哭一场。
  五七年“反右”,我的一大帮尊敬的朋友都被送到西伯利亚隔壁的黑龙江去“劳动改造”,简称为“劳改”。就字面上看,好像一副慈善的“救命王菩萨”心肠的措施,一意要将人往人间天堂送的意思。这种安排毫无回旋余地,也没有远近唱合的胆量。喝不喝酒呢?不知道!(有机会偷偷喝一点怕也会有。)至于诗,因为监管人员不懂,见到劳改犯聂绀弩孜孜不倦,还以为他在写学习“毛选”心得,而不知道他在偷偷作诗,漏过了。……多少年后,“人间天堂”改造回来的人提到“改造”,脸上总免不了显出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惨绿色表情……在“反右”运动中,王震把艾青这个“大右派诗人”带到新疆军垦农场,过了好些年的师级待遇生活,算得上是件绝无仅有的“行为艺术”。
  “递解”、“押解”如林冲,可就算倒大霉了;如武松,主动性在他,却又宽松得多,一路吃喝的过去,好不自在。
  玉堂春的苏三呢?一边走一边唱,半路上还认了个干爹,那日子虽比不上吴季子和艾青,只是有个干爹和没有个干爹,味道可就大不一样。看起来苏三是个颇为懂得钻“政策和策略”空子的才女。
  最近我一直有个特别念头在脑中盘旋,屈原的“流放”到底有多少“成色”?“放”到甚么程度?
  像“反革命”胡风带着那一伙“愧对”的“战友们”被撕裂成四面八方呢?(写到这里,总有个后来变成“好人”的周扬神圣的影子在眼前晃荡……)还是前头说到的我那一大帮尊敬的师友北大荒“劳改”的形式?或是被送去“三线”幽居的老帅们的形式?或是几

百万几十万孩子送去“上山下乡”糟蹋青春的形式?或者是在湖北成宁农场让钱钟书管农具库房钥匙,唐兰河边守砖,沈从文管菜园……的形式?或是像河北大平原上让解放军看管着每天三十二里来回的刘开渠、李桦、李可染、李苦禅、常任侠和我们几百人种水稻,割麦子的形式?……我跟大个子常任侠不在一个村,有天晚上在打麦场看演出时在小便所碰到了,他年纪大,他那么大块头,居然会瘦,相对潸然。我说:“全国人都爱社会主义,就‘他’不信!”
  常任侠说:“有人要我们为江青同志‘争气’,我三十年代就认识她,不晓得她今天又‘气’哪个?……”
  总而言之我们那些年所有人的遭遇,都活在一两个人的“气头”上。
  所以屈原的流放令我怀疑。应该不会像彭老总下放三线性质这么严重吧!屈原被放逐过两次或三次,是历史家研究过的。单独的放逐而不监管,可见犯的罪不是太大。自己脾气不好,上头又有了误会,之后觉得冤枉了他,加之外患不已,便把他召了回来。这是第一次和楚怀王的过节。
  出了什么事呢?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大将攻破了郢都,看起来要亡国了。战火期间,顷襄王带了人马逃奔河南。并非公家机关和老百姓都跟皇帝爷一个脑子。“七七事变”蒋介石把政府从南京迁武汉,再迁重庆,诸如此类的情况,并非全民走一条道而是大家东逃西散才是正理。老百姓就地举材,各跑各的。
  屈原远在湘西山洼里听到传闻,能不揪心如焚吗?就创造了一个流放期间偷回郢都探亲,不经领导批准的先例。(我们在河北军垦农场劳动的三年时间里也是有人偷跑回北京探亲的,要不是家有急事,谁敢去学屈夫子的?)偷偷把家属安排到陵阳去,然后又循规蹈矩地回到湘西贬所。不到一年半时间,白起从前头打了过来,蜀守张若又从四川横扫而至,乱兵之中,屈原只好赶忙顺沅江往有家人的陵阳那边奔逃,动乱中的仓惶是屈原当时的精神实质。问题就来了:一定是两头都出了令其决心一死的原因,国已不国,家属们在陵阳出了不幸,这消息可能是在汨罗江附近听到。“平兮平兮,尔将焉适?”就这样扑通一声跳进漫江黄泥的汨罗江完事。
  “文化大革命”的自杀可以参考,沈从文不自杀是因为家里人好!社会、家庭只要一边还过得去大家都不会想到死,里、外两边夹着来,不死者几希?
  我遗憾就遗憾在这一点上。屈原家属不幸出事的消息为什么不早点传来?而假定恰好屈原正在我们凤凰写他的《山鬼》?我们凤凰山清水秀,沱江两岸树木郁葱,水质滑腻可人,五月的水温在摄氏二十二度上下,是最适宜跳水的。
  可惜,可惜:屈原没有想到,后来太史公也没想到,王逸也没想到,古时候这些老夫子们都把跳水点定在汨罗,辜负凤凰那一片山水景致,尤其是耽误了以后我们旅游事业的开发……(你怎么知道在汨罗?你如看见有人跳河为什么不救?史书上也没读到打捞起来的消息,未有始亦无终为何一口咬定在“汨罗”?)
  历史家往往把人的生活弄成扁扁的一片或是直来直去。屈原之跳下黄泥巴为底的汨罗,就只是张仪使计,子兰、上官大夫弄了手脚的结果吗?从湖北一口气气到湖南,怀王放逐他三四年,襄王又来了他九年。一个烦恼居然熬了十二三年还想不开,一个活生生的、不停歌辞的情种,“政治”到这种程度?世上怕未必会有这号傻人。
  除了老死、病死和意外死亡,世上其它死因都是很“立体”的。
  人说真理越辩越明,其实是学问越辩越明。真理是现成的,辩不辩都摆在那里,动不了的。
  历史,一代一代的探讨,倒是越来越清楚明白。
  我说屈原的经历,从片面到立体,是最近几年我们湖南考古界的劳动贡献。
  湘西的沅陵为甚么叫做“陵”?直到出现上千秦楚墓葬才开始有了解答的可能。龙山的里耶也挖出上万竹木简,岂只是竹木简本身的价值?这一大批宝贝的发现,历史古老骨骼才见出鲜活的血络脉理,在某个历史阶段,大战争、大流徙,王公贵胄、档案机密,突然出现于穷乡僻壤,没有道理,才是见鬼咧!
  历史家的智慧和劳动,使历史从片面的简册恢复到活生生的立体关系。“陵”有了着落,“简册”有了头绪,伟大的屈原有了依归。
  好了,扯远了,还是回到“酒”上来。原来把屈原拉进酒圈子是想沾他老人家一点光,眼看费这么大劲仍然巴结不上。这位老夫子早上喝的木兰之坠露,晚上把掉在地上的秋菊花瓣当饭,是一点酒人的风仪都没有的。好像有人赠送从不抽烟的钱钟书先生一个烟斗,他就说:“你这是送美女给太监嘛!”一样,可算找错了对象。
  酒,我很欣赏,可惜一口就醉。在酒朋友旁边醺得面红耳赤倒是常有的事。
  但是,我能体会得到“酒”是很妙的东西。
  独酌的时候有点像填词、作诗或写散文,啜那么一小口,一粒虾米干丢进喷香的嘴里,仰天眯眼,摇头摆尾,会心之处,难与君说。
  如果我有毛主席那么大的权力,我就会说:“酒性就是人性。”
  因为酒里头没有遮拦,一旦喝将起来就是娘老子都不认的。喝醉了的小打小闹,绝搞不出人民战争。所以“酒”具备一种和平的素质。醉鬼毫无组织能力,更谈不到战略思想,战争史上从无上千上万炮火连天的“酒鬼战役”。
  酒人天生谦虚。给他倒酒你毋须勉强。他说:“少点,少点……”你就顺从地给他倒个浅浅的小半杯。下一杯你倒得再满,他也会对你微笑。……
  凤凰县有两父子在家对饮。半酣时父亲对儿子说:“你晓不晓得,我是你爹?”儿子举杯说:“晓得,晓得!喝,喝!”席中时父亲又问:“你晓不晓得,我是你爹?”儿子举杯回答说:“喝!喝!晓得,晓得!”不久,大家都喝得差不多的时候,父亲又问了同样的话,儿子却大叫起来:“你他妈!我才是你的爹!喝!喝!”……
  最大的好处是醉了会醒!!!
  五十八年前,在国统区,日本人把我们追到没有路跑。我流落在江西寻邬县解散了的《天声报》朋友徐立那里。为的是寻找当时的女朋友(即后来的贱内)是否真的还在离城七十五里的乡下“公平墟”?消息确实,我就背上包袱,(包袱里有一点送给她姐姐儿女的饼干、糖果和一些换洗衣服)上路了。
  一下在山顶,一下在山凹,走了一小半路程,累得也相当可以的时候,远远山下有个小茶棚子,走近了,却是卖酒。
  甚么酒呢?米酒。近乎古时“醍醐”的饮料,浅红,倒是比较浓稠。
  看起来不像酒,喝起来也不像酒,炎热天有这么清甜而冰凉的米汤下肚,三十多里的辛苦完全抛在脑后。付了酒钱,谢过店主,继续赶路。
  以后的十来里路是怎么走法的已如南柯一梦。“今宵酒醒何处”?除遮羞的底裤之外,只剩下毫无诗意的林梢高处一轮明月和远远传来狗日的瀑布之声。
  庆幸剥我衣冠,掠我细软的狗强盗,没有把我剁成人肉包子馅。只可惜那双刚买的汽车轮胎做的可穿万年的凉草鞋……我猜那帮强人在开剥我时一定边说边笑(我若在场也会放声大笑)。
  大清早赶回到《天声报》,徐立正喝着粥,见到我,粥在下巴上挂了半尺长……
  喝酒朋友我有的是:几十年前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传达室六十多岁老赵,就是个与酒形影不离的入。它上唇有撮浓浓的胡子很像个清朝的县官。
  有人到美术家协会办事必到传达室老赵那儿填登记表,他把登记簿给来人时,会醉眼陶然地说:
  “干杯!”
  大家跟他开玩笑说,他死了,用个大玻璃瓶把他泡起来,像医学院的胎儿标本一样。他开心地说:“行!行!那得挑好酒啊!”
  “啤酒!”有人说。
  “喝!那哪行,啤酒不是酒,泡久了我会走形,不可!”
  “那来一吨茅台如何?”
  “嗯,好是好!倒是要考虑加强保卫工作了,说是说一吨两千斤,到时候参观的人来多了,冷不防一人一勺,用不了多大功夫,剩我一个人干蹲在空瓶子里你想多寒碜!”
  喝酒在政治上误事,或差点在政治上误事的故事从古到今比比皆是,我就亲眼见到过,不过“误”得不大。
  好友吴甲丰是美术理论家,开国以后第一个有胆介绍法国印象派的正派学人。论本钱身体似“掌中轻”,到不了一百斤,政治面目“群众”。原没什么好耍的却偏偏像“四进士”里头那位宋世杰,爱为人打点小小抱不平。
  我那个“猫头鹰冤案”,就他一个人在小会上为我叫屈辩理。会虽小,胆子的确好大!那年月,谁有胆惹那个婆娘?
  吴兄爱喝那么三两杯。到了军垦农场,三年间我们都找机会碰碰头。他的军用水壶里盛的是酒,我的军用水壶里盛的是铁观音茶。他的水壶空了,我便陪他步经坝上到十里外叫“黄碧村”的小乡村合作社里去打满,然后再散步回来。这一路上各喝各的物事,浩叹各种东西……
  我有一首“打油”送他,写的当时我们两个人的行为。
  两斤红黍酒,
  十里黄碧村,
  塞草弄石头,
  秋风刮老兵。
  秋天了,原上野草黄成一片,我们让军队管着,有时也蒙惜称我们一声“农场战士”。
  一天下午,连上通知开会听报告,并交待“别忘了带酒瓶!”
  甲丰兄对欢欣的到来总是比较沉着:“喝!甚么会?还要喝上一杯?嗯?国庆、中秋照理还没到嘛?……”他素来动作缓慢,提了个酒瓶一步一步还没走到晒谷场,远远发现在座的人没一个带酒瓶。
  他醒过来了,要带的是批判苏修的“九评”学习文件。他轻轻把酒瓶放在一棵树旁边……
  “文革”后我去国近十年收到他一封足足五页的钢笔书信,字体已显龙钟,浓稠的情感落在最后引用的两句古诗里:
  “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
  我回到北京,他离开人世已两年。他在暮年能到荷兰参加梵高百年纪念展会,信中满是兴奋快乐。一位一生研究美术的人第一次出国。我不晓得是跟他一起开心好,还是一个人难过好?
  蓝玉菘,前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弦乐系主任、书法家、金石家、兽医。改革开放以前火车上车厢里挂着的那块玻璃框的铁路章程也是他草拟的。古典戏剧学者、文物收藏家、右派。小我一岁。
  每年京剧界的琴手都要找机会向他请教琴弦功夫,弄得玉菘的夫人也怀疑起来:
  “在家里从未听他拉过京胡,他讲的那些道理真那么顶用吗?”
  “有,有!太有用了。听了蓝公一席话,我们的琴技就拔高一级!”
  我用的那个大圆形朱文名章,就是他刻的。他也常把得意的草书(大多用毛边纸)带来送我。书法非常精到,笔法飞舞间夹带着万重悲凉……
  那是“文革”晚期全民有幸能在夹缝中喘口气的时候。他的光临总在夜晚八九点钟以后,且大多是刮风、下雨、下雪天气。所以碰到雪夜,我妻子就会看看窗外飞雪打趣地说:“蓝玉菘该来了!”
  进得门,轻轻放下手中的小布提包,从里头取出个小小青花提梁壶放在圆桌上: “这次是‘宣德’。” 再取出个小豆彩酒杯: “成化!” 于是自斟自饮起来。 我的是茶,跟他对聊。 家人和孩子早就在里屋睡了,就我们两人,“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我们不谈讨厌的东西,包括造反派活动,中央领导关系,本单位新闻……不是不好奇,只是不想清静中徒增撩绕。
  有时候也冷场一两分钟或五六分钟。于是忽然:
  “张宗子也做作,重叠的句子为了做文章,不是感觉……”
  “我不下棋,说是静穆养气,其实是一个‘争’字……”
  “……你知道赵叔问吧!两句诗罢了官:‘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观音却下山。”
  我们也学习主席诗词:
  “……搅得周天寒彻,人或为鱼鳖,你看这两句……精彩吧?”
  “……有人请刻图章,凡想刻某人诗词的,石头一律没收……”
  温温的,淡淡地有一句没一句的……十一点、十二点左右,喝干了一壶酒,取出块小毛巾拭干净酒杯,包好,放好:“好!我走了!”
  十多年后我回北京,多方打听他。
  平了反,恢复了公职,补还了工资。
  我有了较好的住处,正适于痛饮的时候,没来得及等我呼朋唤友的当口,他却悄悄地走了……
  上个月,我带了位家乡烧菜大师到北京家里来,他烧得一手家乡菜,尤其麻辣活精彩。年纪四十多一点,不爱说话,也欣赏北京生活,看样子优哉游哉,很有点风神。
  前几天,有七八位外头来的朋友谈事,且说定在舍下晚餐。于是我就吹起这位大师父如何了得,并介绍事先准备好的菜式。
  下午三点客人到齐,喝茶,到了五点,也算是客人的一位当官的女同乡附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让我蹦起来的话:
  “你那位厨师喝得大醉,起不来了!”
  “一点醒的希望都没有?”我问。她摇摇头。真像上医院探访快要断气的长辈,向护士打听消息“那,那后事怎么办?”
  “别急!别急!晚上这顿饭包在我身上!”她捋手进了厨房,解了我的危。
  第二天早晨可能他接着又喝了一顿,请他来说话,带进满屋“酒鬼”之香,摇摇晃晃眼看不是说话的时候,明显宿酲未醒又添新醉。……
  这气势对我的藏酒明显带来危机。“伏寇在侧”,不利我待客的泉源,于是好言相劝,送回凤凰。
  世上酒、色、赌难劝难改,唯独一个“酒”字不可侮。偷酒偷书最好都不用“偷”字,谁都不忍心眼看这善良行为的沦落。
  那位厨师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可以交这样的朋友,但难以共事。
  兰亭曲水流觞那种雅行,难以想象,我倒是真的听说过类似的热闹场景。
  三年困难时期,青岛市一家靠海的大酒厂的酒窖一口几十吨酒桶爆漏,形成决澜形势。一股洪流好酒自大门奔腾而出流向大街小巷,流向低洼适于荡漾的所在,于是周近的酒徒们挈妇将雏,提桶捧盆勺之舀之,来回呼叫,真是做到我们常用的那句“形势喜人”的场面。另一批有学人士则带了开花蚕豆,炒或炸或煮的花生米,顺着大街涓涓流淌的小酒河,罗列成兰亭式的前后上下优雅局面,盘坐举杯,互祝平安幸福……
  真是活脱一场魏、晋风度。有那么巧,没那么好。流淌的全是珍贵财物,享受的大多下里巴人,却没一个违犯国法。看的人比喝的人多,里头听说还有大笑的公安警察,想想,谁不怜惜心痛这一帮可爱的酒徒呢?
  我祖父黄镜铭,帮熊希龄做了几十年事,一直住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就是他一手经办起来的,只是我查过有关香山慈幼院的材料都不见他的名字,原来他另一个名字叫做黄晓湖,那就对了。
  祖父跟熊希龄好像有亲戚关系,到我们年轻这一代,一点影子都没有。我们文星街有三家姓熊的,没熊希龄有名的熊希岩应该是熊希龄的近亲,房子很有气派,石头门槛,左右有小石狮子,讨饭的就着石狮子边上向里头号叫。院子里两棵高齐房顶的红白大茶花。熊希龄的老屋被挤在隔壁小同子里,小小一个院子。另一家是街尾靠土地堂的熊皮匠,做钉鞋和简陋马具兼补点甚么皮刀带、手枪套和破布鞋,熊皮匠有节操,没听过他攀扯阔气有名的人家。
  祖父在北京熊家做事,看起来是优厚的。他爱喝酒的深度受到熊希龄的亲切关注,我的“矮子二表哥”和远房小三叔在旁边照顾他而由熊家支薪可以证明。七十六七岁被安排回湖南芷江熊希龄别业工作时,那三四十坛老酒由熊希龄派人运到芷江,小三叔和“矮子二表哥”随侍两侧。
  祖父隔三两年从北京或芷江回一趟家,动静很大。
  这老人脾气不好很出名,人却是正派受人尊敬。身边那两个酒徒弟得到祖父的言传身教,也练出一番惊人酒量,至今凤凰还留有口碑。
  我父亲不喝酒,他兄弟排行第三;老四叔倒是酒的天分很高,祖父回家那天起,他总是见机就躲起来。他明白祖父不喜欢他。是不是因为他喝酒太多?或是资深的老酒徒厌恶酒晚辈?这话打哪说起?大家各喝各的酒嘛!为什么那样过不去呢?老四叔原本可以申诉的!他却是出名的老实人,不敢!!!
  难道是因为祖父忌妒老四叔的酒德和酒量?这矛盾原可以在酒桌子前痛饮中化干戈为玉帛的。祖父却每次都要在众人面前宣称:“子和回来,叫他到我屋里来?”奇怪的是,不晓得是酒神还是傩愿菩萨从来不给祖父这个机会……
  四叔总是晚上十点或十一点钟回家,且竟然在屋檐底下抠着喉咙放声大呕。“君当恕醉人”,对醉人进行训诫,智者不为也。所以只听见祖父在房里恨恨,使劲抽他的金堂雪茄……一大早起,天麻麻亮的时候,我父亲赶紧起床为祖父用打气炉子弄上汤面和下酒菜,好,这就看祖父的了。这边的他半斤酒下肚之后,那边的四叔子和就从容地起床,跟全家用早餐,仪态万方地置醉卧榻上的祖父于不顾潇洒地上班去了。
  父亲忍不住暗中好笑,朗吟起杜诗来:“……动若‘参’与‘商’喔……”
  我以后读天文学的书才知道“参”与“商”其实是同一颗星,早上在天这头,晚上在天那头。幻想着祖父和四叔两父子跟全世界酒徒们都醉卧在一颗“酒星”上发光,不停地绕太阳旋转……
  师承祖父们功力最深的“矮子二表哥”对凤凰县酒文化的推动和发展,尤其在教育和培养下一代接班人方面取得了无可估计和难以代替的功绩。
  他的一生是快乐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他活了八十七岁,酒醉而终。他职业屠夫。牛、羊、猪是专业,兼理散值的屠狗。他禀性慈祥,矮以为名,胖以为实,两眼细长,笑起来形成一条线,人爱称他为“笑罗汉”。从没人和他闹过架,一是他的脾气,二是他的力气,加上身边那把亮晃晃的屠刀。
  对于酒文化的贡献,他有一句可能震动哲学界、经济界、政治界、人文学界的名言:“不要买贵酒,糟踏钱!”假若全世界都听了他的话,世界将沦落成什么样子?可怕的后果在于这段语录十分之有道理!
  真正喝酒,哪在乎酒的贵贱?
  忘了《老子》开篇第一章,第一、二、三、四句了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把“道”字换成“酒”字,你说“矮子二表哥”是不是一位“酒哲”?
  从十几岁喝到近九十岁,“酒龄”不可谓不长,照今天酒的行市,他喝的“包谷烧”、“高粱烧”、“苕烧”每斤不超过五块钱。有人说喝劣酒伤身,一个人能喝到九十岁,伤不伤身也就无所谓了。
  记得五十多年前楼适夷先生给我讲鲁迅先生给他讲的一个故事。绍兴酒铺子一个人在喝酒,见过路挑卤螃蟹担子的,顺手摘了一只小蟹爪,吮着蟹爪喝完他那杯酒之后,小心将蟹爪塞进砖缝里。那人一走,店伙计捉狭扔掉他的蟹爪,换上一根同样大小长锈的弯铁钉。第二天那人从砖缝提出他的宝藏,吮了一下铁钉,喝一口酒,尽兴之后,仍然把铁钉藏进砖缝,扬长而去。
  这种酒的修养也都是很接近《老子》的道理。
  “矮子二表哥”会弄菜。他搞的红焖猪爪,全县有名。前一天晚上得到通知,第二天大清早他就会提着十来斤带毛的猪爪子来敲门,一个人蹲在灶门口用烧红的烙铁细细收拾这一个个精美得像绣花荷包的东西。熨烫衣服袖口和折边的长把小尖烙铁,有如刻花的雕刀在肥猪爪上下左右及缝隙细处灵巧运行,焦毛和皮下脂肪的烟雾洋溢在厨房中,融合成一个美好预兆,由不得你不流口水。然后“矮子二表哥”把这些小精灵似的东西倒进大锅,再往灶门里甩进几小块好柴,像炼丹炉边的太上老君一样,嘴巴不停地念叨些甚么……
  底下配料烧制的学问很少让人偷师。晚上大盆子猪爪上得台面,那一个个晶亮不带汤水的猪脚爪到口消融,软糯香麻之处简直让人想“死”。
  众人吃了他创作的神品还背后骂他,说他脏,边做边擤鼻涕,喷口水,不洗手……
  要干净!能这么好吃么?你把厨房搬到卫生院去好了!
  有一个日本故事。
  日本某部队每天早点名时,一个士兵总是挨揍。他天天醉醺醺,令军曹难以忍耐。
  天天打,天天醉,军曹也纳闷起来,严格的作息时间没有这个士兵钻空子的机会,检查床铺上下左右里里外外,没发现任何喝酒的痕迹。问士兵本人,他也交待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嚷嚷自己从不喝酒。后来送医院检查才发现他有一个造酒的胃。任何粮食吃进肚内,都会一下子酿成醇酒,而这个士兵又是个不喝酒的人。不喝酒的人天天满肚子酒,怎能不醉?于是只好像一句诗所说的:“不是愁边即酒边”的那种境界了。
  为了酒,受这么大的委屈也真是难得。
  不知道是日本哪家医院哪位大夫检查出这个精彩的毛病?反过来我想知道,像男变女和女变男的手术一样,可不可以给所有好酒的朋友装一个酿酒的胃!甚至医学家有一天制造出可以任人购买的各种“酒胃”,像假牙随意装入口腔那么方便,像换灯泡那么容易。
  “喂:老板,给我来一个‘酒鬼’胃。”
  “喂:老板,给我来一个‘茅台’胃。”
  “喂:老板,给我来一个‘五粮液’胃。”
  “哈啰:给,我,一,个,XO胃。”
  让天下的酒徒们享受既“酒醉”又“饭饱”的一个钱掰两瓣花的极乐世界?那该多好。
  可惜我的两位好友潘际垌和邹洁英兄嫂都先后去世了,留给我的只有伤痛的余香。我们两家的交情继续了五十多年,无论是太平或动荡年月,我们都没有丧失友谊的信心。
  这两夫妻真有点特别,丈夫文雅温藉,妻子坦荡豪侠;妻子胆大,丈夫胆小。他们都倾心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好艺术、好文学、好音乐、好饮食和讲究的菜肴、好烟、好酒、好的衣饰。而且是一对好父母,教养出几位很有出息的孩子。
  并且,谁也不准说他朋友的坏话,他们的朋友都是心目中世上一流品类。
  我们背后都笑称女的是“十三妹”,男的是“安公子”。
  兄嫂都好酒,而且好好酒,酒的学识精深无比,尤其是好客的癖性让朋友鼓舞佩服。嫂夫人的江浙菜肴的烹调手艺一流,我们北京城十几个朋友成为经常被招饮的对象,凡半月空闲就认为异象。
  批黑画那段时候,我成天都在挨批,其实事实很简单,无非我给当时还不认识的南京画家宋文治的册页上画了个猫头鹰,要我承认是给北京饭店画的,北京饭店那么大,册页上的猫头鹰那么小,能挂在哪里呢?就算给北京饭店画的,怎么就变成攻击社会主义了呢?何况在画上明明题了宋文治的名字。诬陷的目的指向周恩来总理,而调我到北京饭店参加美术设计工作是周恩来、万里同志的意思,也就是说:“周恩来总理和万里同志调来一个攻击社会主义的画家到北京饭店。” 猫头鹰又如何攻击社会主义呢? 爪牙们说:“一眼开一眼闭就是攻击社会主义”;为什么眼睛的一开一闭就是攻击社会主义?说来说去,这帮爪牙也弄不清楚。不停吵、嚷、骂!我也可怜这帮爪牙,他们为我的事背后忙得比我还累,日日夜夜弄材料,跑外调,还要在会上大声地叫喊,拍桌做表情……我也累,上下午挨批,回答问题,只是不管如何遭遇轰炸扫射,把住我根本谈不上画一只猫头鹰去攻击社会主义这道关,一攻一守,“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弄了近两个月,挨批之后回家还要写明天的交待检查。这种累比挨批还可怕。洁英大嫂说:“好好吃,好好睡,留精神对付他们!这年月,活都不怕,还怕死吗?”
  老潘兄则每晚开通宵为我写检查,第二天一早上他们家按稿重抄一遍,带上学校。大嫂说,老潘兄每晚都汗流浃背,他胆小,他害怕呀!为了朋友又不能不写,半夜三更,嫂夫人掀起被窝坐起来骂他:“你看你,又不是你出事,怕成那副样子,都三点了,快写完了好睡!”老潘一边写一边说:“别吵!别吵!永玉清早来拿!”就这样为我做这检查,工作了一个多月。
  写这么多与酒无关的话做什么?有关的!
  他们夫妇都爱朋友。为朋友真诚的承受苦难……洁英嫂爱做好菜,像诗人写出得意的诗要读给人听一样,总要招人一同共享。太平年月算不了什么,“文革”期间,居委会定她是资产阶级,剃了她半边头,要她每天大清早扫好长一段胡同。胡同一扫完,回家洗手洗脸,包上头巾上菜市场。(免得人见到她“阴阳头”)买回来一个七斤多重大鱼头,于是就打电话招我们这一伙人晚上上他们家去。
  朋友一边喝酒吃鱼头,一边轻声地说:“你的胆比这个鱼头还大!都什么时候了!……”
  她说:“我怕什么?不偷不抢!不反革命!历史清清白白,不就资产阶级作风嘛!不过就是爱点打扮嘛!居委会都说我地扫得认真,像个改造的样子,一个家庭妇女还能怎的?我故意穿好料子衣服,包漂亮头巾扫地……让他们看看!”
  “文革”期间,他们家藏的好酒眼看喝完了,就买市面上能买得到的,朋友也帮忙张罗,就在这当口“四人帮”伏法,天下大白。
  从此,大家可以大声说话,聚会的机会更多起来。我是个不喝酒的酒徒,有如胆小而喜欢热闹的人买爆竹请别人放,经常买酒的份就由我主催了。外头送我的洋酒、土酒,也就点滴归公地送到他们府上。多少年过去了我跟家乡的酒厂挂钩之后,酒的品牌进了北京,最开心的是他们俩夫妇。
  “真没想到,你们家乡出沈从文,还出这么好酒!”
  这两位酒的老行家逢人就帮着吹我家乡的酒好,还夸张地说:“有此酒,不做第二酒想!”
  后来,他俩定居香港。我凡去港,仍然带家乡酒送他们。不久,有成就的儿女接他俩去了美国,间或也回港、回京,我仍然陪他俩喝故乡的酒。他俩的神气,真用得上“陶醉”这两个字。
  洁英嫂曾说过:“最希望有一棵能挂秋千的大树。……”
  我在佛罗伦斯圣塔玛托山上的家,前院有棵巨树,伸出一大枝可以挂秋千的树干,邀他俩来做客,每次来信总说好、好、好!却总是不来。
  洁英大嫂先几年去世,老潘到过万荷堂多回,最末一次像是告别,三天后逝世在北京的医院。洁英大嫂除了去过我香港的家之外,意大利的“无数山楼”,北京的“万荷堂”,凤凰的“夺翠楼”,“玉氏山房”,她都没有到过……
  东坡说:
  “……不应有恨,何事常向别时圆……”
  人到老年,想起往日的朋友,怎不心酸?……

                                        二00三年八月二日晚斜月当空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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